车臣地区现状如何?

时间:2023-09-04 17:42:16

毋庸置疑,经历过一系列战乱后的车臣地区,在俄政治地位极为敏感,其治理成败直接关系着普京的政治成绩单,第二次车臣战争结束以后,有关车臣“国中之国”“事实独立”的猜疑和指责就不绝于耳,车臣境内经济、社会问题更是十分尖锐,种种令人错愕的冲突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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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杀同性恋”

今年4月1日,“车臣有同性恋集中营”被当天俄罗斯“新报”独家调查爆出,称车臣政府自二月起用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同性恋交友贴的方式诱捕了超过一百名男同性恋者并将其集中监禁,被捕者遭到刑讯拷打,甚至强奸,以迫使他们指认其他尚未抓获的同性恋者,截至发稿当天,新报已经确认了其中至少三人的死讯。

新报提供的其中一个集中营的位置,所在街道名为卡德罗夫街

由于内容匪夷所思,最初这条消息看起来更像是一则有些残酷的愚人节玩笑,但这不过是个开始。消息真实性很快被多家媒体证实,还有逃离集中营的幸存者匿名接受了英语媒体的采访,然而车臣官方不但否认了这一消息,还解释说:车臣没有抓捕同性恋者,因为车臣没有同性恋者,“如果有的话,他们的家人就会送他们上不归路。”车臣政府人权理事会负责人萨拉托娃对此提供了更易于理解的表述:“任何尊重车臣传统文化的车臣人都会猎杀这些人,不需要政府的命令。”

接下来的几天里,车臣一位穆夫提(编者注:阿拉伯语音译,意为“教法解说人”)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号召信徒对“新报”记者进行“不限手段的公开报复”,格罗兹尼市中心一个清真寺则召集了超过一万五千人宣布新报的报道“使得车臣社会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车臣男人的尊严和我们的信仰都遭到了侮辱”——引发如此激烈的反应的报道内容不是“同性恋集中营”,而是报道提到的车臣有男同性恋者存在这一事实本身。4月13日,新报编辑部称包括报道作者在内的多位记者和工作人员接到死亡威胁,克里姆林宫不得不再次出面重申承诺保护记者人身安全。

车臣就这样成了国内外共同的舆论焦点,西方国家抗议此事的街头示威从多伦多一直蔓延到阿姆斯特丹,多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关切,4月19日,卡德罗夫终于在与普京的会见中汇报了此事(尽管他称相关报道是“挑衅”),车臣政府也迫于国际压力承诺将对此进行调查。但即使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新报报道中2月起陆续失踪的百余人中的绝大部分依旧踪影全无,而直到4月22日,车臣总统卡德罗夫依然在公开辱骂发布报道的记者是“腐败的魔鬼”。

穆斯林原罪?

世界上很少有地方如车臣这样纯粹依靠“恐怖分子”特产驰名国际,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除了恐怖分子策划的血腥袭击和充满国际争议的总统卡德罗夫之外,包括俄罗斯本土在内的外界对于这个战乱不断的地区长期以来近乎一无所知——直到这起关于同性恋待遇的事件意外引爆国际关注。

几乎所有西方媒体都在背景介绍中称车臣是“极端保守的穆斯林社会”,并且还是外界观感中最危险最具攻击性的那一种:所谓“家人会送他们上不归路”,意为承认甚至是鼓励 “荣誉谋杀”,格罗兹尼清真寺公开决议中所说的“尊严和信仰遭到侮辱”以及所号召的“不限手段不限时间的报复”等等措辞,更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巴黎查理周刊枪击案——这已经远远不是观念保守所能形容,问题也早已经不限于车臣LGBT群体权益,真正引起舆论哗然的是,在本就被视为恐怖分子故乡的车臣,在以反恐为名的第二次车臣战争结束八年后,如今它的合法政府看上去竟然也与外界想象中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十分接近了。

问题真的出在保守的穆斯林社会传统吗?或许更应该问的是,车臣真的存在保守的穆斯林社会传统吗?

车臣皈依伊斯兰教的历史并不长,约在17世纪前后,而社会生活方面的伊斯兰化如果曾经存在过,也要迟至18世纪末才可能开始——并且对于后世的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在沙俄军队开始尝试征服车臣之前的一两百年里,伊斯兰教在车臣的影响仅限于精神领域,伊斯兰教传入前维系车臣民族的习惯法“阿达特”(Адат)依然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原则,而与之相应的则是伊斯兰教法(沙利亚法)遭到长期搁置和拒绝。

1785年,为了对抗东正教沙俄,反抗运动领袖谢赫·曼苏尔(Шейх Мансур,谢赫为伊斯兰教教内尊称)才开始将伊斯兰教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然而,1829年秉承其理念建立的民族政权“高加索酋长国”仅存在了三十年,车臣也在1864年正式被沙俄征服。自此以后,所有车臣反抗运动无不以恢复“高加索酋长国”为目标,伊斯兰教法所规定的生活理想与反抗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追求逐渐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然而,所有这些军事抵抗运动均以失败告终,车臣民族的伊斯兰化也从未有机会完成。十九世纪中期“高加索酋长国”强制推行伊斯兰教法的尝试甚至引起过山区部落的武装叛乱,而直到二十世纪末,古老的阿达特法仍在运转,且在苏联解体后出现复兴势头——即使在那些伊斯兰化相对明显的地区,也只是在其阿达特法中出现了更多的伊斯兰化创新而已。

苏联解体后车臣近二十年的动乱并未逃出这种历史循环。在1944年大流放以后,曾经的抗俄领袖曼苏尔“民族英雄”地位得到空前巩固,迄今仍在当代车臣人的历史叙述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其宗教激进色彩也被后来者们一体继承。无论是车臣第一任总统杜达耶夫,还是2007年宣布建立新“高加索酋长国”的乌马罗夫,每一个站在俄罗斯对立面上的车臣领导人都宣称自己无条件支持伊斯兰教在车臣的国教地位,支持伊斯兰教法作为国家基本法——尽管在无神论苏联长大的杜达耶夫本人甚至不知道穆斯林每天应当祈祷几次,而即使在“车独”已成事实的1999年,来自沙特的瓦哈比派在车臣执行伊斯兰教法的建议也依然遭到普通车臣人的广泛抵抗。

古兰经,也要俄罗斯

正因如此,强烈亲莫斯科并且长期为向普京表忠心不遗余力的卡德罗夫政府近年来的表现才令人大跌眼镜。

卡德罗夫家族有强烈宗教背景,老卡德罗夫原本是车臣大穆夫提,现任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自进入公众视野开始,也始终强调自己的虔诚穆斯林身份,不但将战后莫斯科提供的巨额重建款项中的绝大部分用在了欧洲最大清真寺“车臣之心”的修建上,还曾在采访中明确表示希望将伊斯兰教法规范纳入车臣法律体系(同一个采访中他也表示“普京是我偶像”)。但直到2014年以前,凸显虔诚的表态大体仍然停留在口头,加上各路车臣抵抗武装的宗教激进程度远过于此,作为其对立面的卡德罗夫政府依然被大部分人视为阻止车臣宗教极端化的当然人选。

“车臣之心”清真寺

然而2015年,这个问题似乎在一夜之间爆发了。1月7日查理周刊枪击案后,卡德罗夫公开支持穆斯林枪手,认为处死侮辱伊斯兰教的人毫无问题,并且以同样理由向数位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发出过同样的死亡威胁,七周后的2月28日,这份名单中的前副总理涅姆佐夫克里姆林宫墙下遭车臣籍枪手刺杀。5月,卡德罗夫亲自出面将一个车臣17岁高中女生强行嫁给了当地一名57岁警长做二房妻子,9月,卡德罗夫因南萨哈林斯克(此地位于远东)地方官员禁止了一本伊斯兰教读本而单方面宣布对方叛国,俨然已自居俄罗斯伊斯兰教领袖身份。

08年左右的车臣女性都还没有被强制要求带头巾,右为卡德罗夫

与之同步的则是车臣社会的迅速宗教化,2015年7月,车臣议会一名议员递交了要求在车臣境内(以及其他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地区)合法化一夫多妻制的提案,2016年年底,在车臣中小学要求女孩戴头巾上学引起俄罗斯政府教育部门非议以后,车臣又迅速出现了要将穆斯林头巾上升到法律规定的呼声。

被强行嫁给57岁警长做二房妻子的17岁女孩

尽管这似乎与普京政府同一时间“维护传统价值观”号召以及随后俄罗斯本土东正教的趋于极化形成了某种呼应关系,然而对卡德罗夫来说,这一切举动都伴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一夫多妻制符合古兰经的规定,却不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更不要说一再以古兰经为依据威胁杀人,在东正教俄罗斯本土会引发民众怎样的情绪反应。车臣在俄政治地位极为敏感,其治理成败直接关系着普京的政治成绩单,第二次车臣战争结束以后,有关车臣“国中之国”“事实独立”的猜疑和指责本就长期存在,卡德罗夫的一意孤行无异于火上浇油。

2016年卡德罗夫家的全家福,此时女性都已经全部戴上头巾

很难相信目前的卡德罗夫有对抗普京的动机,但除此之外,这样的冒险意义何在?

政教合一之后呢?

粗略地将车臣政府的宗教化归进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教的激进化趋势是容易的,但事情很可能还存在另一种解释。

除了克里米亚,车臣可能是受到莫斯科2014年以后财政“勒紧腰带”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多年来它的财政收入几乎完全依靠中央拨款(2017年,在拨款连遭削减以后,来自国家财政的资金仍占车臣全年财政收入计划的81.9%),这同时也是卡德罗夫最重要的政绩——依靠中央财政输血实现的“迅速经济复苏”,特别是几年内从近60%下降到17.1%的失业率。然而,事实上车臣最重要的就业部门是受财政供养的警察和军队,一旦“输血”减少,高压统治出现松动,届时既无经济又无法律、更没有社会保障机制的车臣所面对的局势的严峻性远非俄罗斯本土可比。

俄罗斯搜索引擎Yandex上输入关键词“车臣 Gay”,网页显示“未找到任何结果”

在社会经济问题暴露得日益突出的当下,车臣政府需要一种足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共识,与部落民主传统紧密相连的阿达特法已不符合政治现实,极易导向“车独”并且会直接导致卡德罗夫陷入尴尬境地的车臣民族主义显然不是可选项,自身同样正在经历意识形态真空的俄罗斯本土亦无法提供可用的参考,选择伊斯兰教或许只是卡德罗夫的个人倾向使然,但无可否认,它同时也是唯一可能的选择——无论外界如何看待,对真主安拉的信仰在今日车臣依然是唯一获得普遍接受的价值共识,并因此成为最可能被政治利用的思想资源。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同性恋者的存在才成为挑战整个社会秩序、挑战作为社会共识的神圣信仰的不可容忍的“侮辱”,然而不幸的是,早在卡德罗夫决定扮演护教者角色前的几个世纪,伊斯兰教就已经是车臣反抗组织所可能利用的唯一一种意识形态,而如今当双方诉求出现高度重合,车臣社会的意识形态真空能否填补姑且不论,卡德罗夫政府与各路地下反抗组织(或者用车臣政府的话来说,极端组织)争夺宗教话语权的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然而,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个好消息。类似的恶性竞争已经在其他地区重复上演过多次,结局是原教旨程度达至顶点的ISIS的突然崛起——过去几年里车臣一直是ISIS试图渗透的关键目标地区,而从此前的经验来看,以原教旨标准ISIS尚未输给过任何人。

世 界 说 路 尘

发 自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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