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复旦大学校招生领导小组决定在2009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中，破格加入一个38岁的男子，并决定让他跟随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老先生学习。

38岁读博士，其实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这件事稀奇的地方在于，这个38岁的博士在仅仅几个月前还只是一名三轮车夫，而且别说硕士学位了，他高考时甚至都没考上大学，只有高中学历。

这个三轮车夫之所以能够顺利被复旦破格录取，是因为他的国学知识水平极为高深，在一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很多的专家学者。以至于三位国内知名学者联名写信给教育部，推荐这名三轮车夫就读博士。他也因此成为了复旦建校百年以来，第一个从高中生一跃成为博士生的特例。

那么，这名三轮车夫究竟是谁？他究竟是如何成功逆袭，从一名普通的三轮车夫变为复旦大学的博士的呢？

学无止境

1972年，蔡伟出生于辽宁锦州的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虽然家庭条件虽然远远称不上富裕，但蔡伟的父母却却十分的勤奋踏实，在父母的教育下，蔡伟自小就相信凭借着个人的努力，一定能够成功，学习的十分刻苦。

后来，蔡伟接触了书法，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天放学回家吃完饭就开始临摹各家字帖，在练习过程中，每当遇到不认识的生僻字。他总喜欢刨根问底，通过各种方法彻底了解了这个字后才肯罢休。

正是因为学习很刻苦，蔡伟在小学和中学时的语文成绩都处于顶尖水平。高二那一年，蔡伟觉得课堂上老师教导的知识太少了，不能满足他那旺盛的好奇心，于是决定去市图书馆借书看。

问题是，当时在市图书馆借书是需要“办理资质”的，以蔡伟学生的身份人家不同意借书给他看。于是蔡伟就找上了自己的父亲，缠着他去单位盖章，帮他办理了一张借书证。有了借书证，蔡伟没事就往图书馆里面跑，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看了300多本书。

一般而言，像蔡伟这样热爱学习、热爱读书的人，肯定会考上一所名校，并拥有一个光辉灿烂的人生。然而，在那年高考中蔡伟却名落孙山之后，意外落榜了，终究没能迈入大学的门槛。那么，为什么蔡伟这样勤奋好学的好学生会落榜呢？

事实上，蔡伟是真的认真好学，没有“假用功”，他在考试时也没有出现发挥失常的问题，之所以他没考上大学，是因为他严重“偏科”。

或许是因为自小就练习书法的缘故，蔡伟对“小学”（古代对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统称）有着很大的兴趣，高二去图书馆看的也都是古代汉语方面的书籍，他的语文成绩也因此很好。问题是，高考不光考语文，语文再好其他科目差也是没有用的，蔡伟的英语和数学成绩就完全可以用“糟糕”来形容，就这样，蔡伟因为“偏科”在高考这一重要的“战场”上失利了。

小摊贩子和大学教授

既然没考上大学，那就只能赚钱养家了。高中毕业后，蔡伟去了一家胶管厂里面当工人。当时工厂里面实行三班倒制度，倒班的时候，他就急匆匆的往图书馆里面跑，把能看的书都看了一遍，一个如此醉心于知识的工人，也成为了锦州图书馆那些年里一道靓丽的风景。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蔡伟当工人的年代是20世纪九十年代，那时候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激烈的变化。

随着改革浪潮的到来，国内一大批旧式的工厂倒闭了，同时又有一大批新生的企业在改革的浪潮中茁壮成长。很不幸的是，蔡伟工作了3年的胶管厂，在这一场浪潮中没挺住，破产倒闭了，蔡伟也因此于1994年成为了下岗工人的一员。

下岗之后，蔡伟一家迅速陷入了困境之中，蔡伟既没有钱，也没有一门赖以生存的手艺，想找份工作都不容易。经过苦苦寻找之后，蔡伟终于找到在一家食堂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始在后厨帮着打下手，每个月工资100元。

对于蔡伟而言，这100块钱实在是太少了，而且后厨里面工作繁杂，他都没时间去图书馆看书了，就这样，蔡伟没干多长时间就辞职不干了。

又一次失业了的蔡伟，在家里思考了几天后，最终决定“下海”，自己做自己的老板。他花钱买了一辆三轮车，进了一批货，每天早晨蹬着三轮就去了一家商场门口摆摊营业，夏天时他就卖冷饮，冬天时他就卖炒瓜子。

相较于其他摆地摊的而言，蔡伟表现的十分特殊，他不像其他同行那样通过大声地吆喝招揽生意，而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马扎上面安安静静的看书。

因为蔡伟为了读书人的尊严，不愿意吆喝，他的收入比其他人差了一大截，只能勉强保证一家人的温饱。即便如此，蔡伟也仍然甘之如饴。因为他摆摊的时间是自由的，蔡伟可以随时收摊，然后去图书馆里面找书看。有时候一些珍贵的古籍不外借，蔡伟又没钱复印，他就在图书馆里面用捡来的烟盒里的锡纸将内容抄写下来，回家装订成册慢慢研读。

《方言》和《尔雅》这两本对于普通人而言既晦涩又难懂 的“小学”典籍，就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抄写下来的。在手抄版《尔雅》的扉页，还写着蔡伟的人生格言：“积微言细，自就鸿文。”

这句话的意思是：从细微处进行积累，努力地奋进，最终一定会取得大的成就。

蔡伟的父母、妻子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从来没有指望过蔡伟有一天能够飞黄腾达，对他研究古籍古文字一事没有过任何怨言，也没有进行过干涉，反正这事又不花钱。

在自学期间，蔡伟也经常遇到一些不懂的问题，这时候就需要跟他人请教了。以蔡伟的知识水平，一般人还真教不了他。问题是以他的身份，想要认识一位专家学者也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应该找谁请教呢？

想来想去，蔡伟决定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博士生导师的裘锡圭教授请教。蔡伟和裘锡圭也算有缘，正是因为蔡伟曾经在《文史》上面读到过关于裘锡圭的一篇论文，才让他对“小学”产生了解，裘锡圭也算是他的“引路人”。同时，裘教授严谨务实的学术风格，在圈子里面也是出了名的。

因此，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蔡伟主动跟裘锡圭写了一封信，向他请教问题，并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过了不到十天，蔡伟就收到了裘锡圭写的回信：“您对传统‘小学’真心好之，不计功利，刻苦潜修，十分佩服。”

裘锡圭这番话倒不是什么鼓励后辈的谬赞之语，要知道，研究古文字这一门学问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不下十几二十年功夫是不能有所成就的，因此，裘锡圭对蔡伟可以说是真的十分欣赏。

成功和裘锡圭建立了联系之后，蔡伟开始经常写信向他请教问题，裘锡圭也不吝赐教，两人关系越发熟络。

1997年1月，裘锡圭于《文物》上面发表了一篇名叫《<神乌赋>初探》的文章。

《神乌赋》出土于江苏省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村西南2公里的一处丘陵，成书于西汉，虽然距今两千多年，然竹简上面的墨迹仍然清晰可见，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汉赋实物。

蔡伟当然不会错过裘锡圭的这一篇文章，迅速找来拜读。裘锡圭在《<神乌赋>初探》中表示，《神乌赋》中的“佐子”二字，自己几经研究后仍然不明其意，深以为憾。自小就接触生僻字的蔡伟迅速看出了这篇文章里面的问题，迅速给裘锡圭写了一封信，说：“‘佐子’二字应读‘嗟子’，亦即‘嗟’，是叹词。”

裘锡圭经过考证后，确认蔡伟说的是正确的，专门在1998年出版的第3期《文物》上发表文章《“佐子”应读为“嗟子”》，直言不讳的讲了蔡伟对自己的启发，称“其（蔡伟）言甚为有理。”

此后，蔡伟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等专家学者之间也有了联系，在他们的指导下，蔡伟开始于2003年后在国学网上面以“抱小”（志向“小学”）的网名发表少量的文章，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对于蔡伟发表的文章，裘锡圭等专家学者都予以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蔡伟对学术抱有十分谨慎的态度，所以很少发表文章。尤为难得的是，蔡伟写的文章总能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他对于古文字的一些想法是很有见地的，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甚至比一些专家学者还要高深。

比如，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中，有句“莫之以亘”，一般而言，“亘”字都会认作“恒”字，问题在这一句里面“亘”字显然有另外的词义，这就让裘锡圭百思不得其解。也就在此时，蔡伟提出：在楚简里面经常会把“极”字写成“亘”字，意为终极，因此这个“亘”应该是“极”的意思。裘锡圭研究后，对他的看法表示很赞同。

不过，蔡伟虽然在学术界名声鹊起，他的现实生活却并没有因此有任何的改善，家庭条件仍然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生病了都不敢看医生。

蹬三轮车的大学者

进入2007年后，蔡伟突然间“人间蒸发”了，再也没有在网上发表任何文章或者意见，裘锡圭等和蔡伟关系密切的教授们想方设法的和他取得联系，结果还是没有半点音讯。就在他们担心蔡伟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的时候，北大学者董珊收到了蔡伟发来的一封信件，在信里面，蔡伟简要的讲了自己“失联”了的原因。

原来，蔡伟并没有“人间蒸发”，他蹬三轮去了。

几个月前，蔡伟的妻子生了一场大病，需要很多很多钱治疗，靠蔡伟摆摊挣得微薄的钱财根本不够。为此蔡伟决定去蹬三轮挣钱，赚得比摆地摊多一些。只不过，因为他需要蹬一天的三轮，看书的时间就少了。

董珊知道蔡伟的情况后对此十分重视，本来研究“小学”的就不多，如果蔡伟这么一位通过自学无师自通的天才级别的学者就此埋没，实在是一件天大的损失。

因此，董珊赶紧找到自己的老师刘钊教授，将蔡伟的情况和他说了一遍。也许是命中注定，当时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正准备与中华书局和湖南省博物馆联合编纂《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而裘锡圭当时正在这个中心任职。刘钊遂和裘锡圭取得联系，问他能不能让蔡伟也参与到这次编纂工作中来。

对于蔡伟的能力，裘锡圭是十分认可的，同意了刘钊的这个提议。

2008年9月，蔡伟来到了上海，正式参与了编纂工作中来。这一项工作并不是简单的著书立说，而是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修正和完善。这些古文字难以辨认倒在其次，上面的字迹经过岁月的侵袭看起来十分的模糊，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一条竹简上面点30个字中，最起码有15个字需要重新进行解释。

蔡伟知道自己这份工作的来之不易，对之十分重视，每天早晨都早早地赶去工作，将竹简和照片仔仔细细地看上无数遍，确保没有任何的问题后，才会写下注释。也正是因为精益求精，他的工作进度很慢，基本上一天只能完成一张竹简。

不过，虽然蔡伟的进度慢，但他扎实的国学功底还是让中心的学者们很是赞叹，一些研究人员需要找很久的资料或者史实，蔡伟总能迅速说明出处，而且能在极短时间内找到某本古籍上的第几页来作佐证。他们一致认为，蔡伟的学识已经和在场的诸位学者的水平相差无几，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专家学者还要高深。

从高中生到博士生

这次编纂工作整整持续近一年时间，工作即将结束时，蔡伟的内心越来越迷茫了：等编纂工作完成后，他能去哪儿呢？虽然他可以回去继续蹬三轮，但经历过这一年的工作，蔡伟自觉已经无法再回到那种生活了。

也就在此时，蔡伟迎来了命运转折的机会。

对于蔡伟的能力，中心的教授们一直看在眼里，他们也不愿意让蔡伟这个宝贵的人才继续回去蹬三轮，埋没了他的一身学识。教授们一致认为，应该推荐蔡伟报考博士，成为一名从事古文字研究工作的专业人员。

问题是，蔡伟是个极度偏科的“怪才”，他的英语水平实在差劲，根本过不了统考这一关。怎样让他报考博士呢？

很快，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原来，复旦大学自2000年起就实行了一项制度：两院院士、杰出教授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可以自主招收博士生，考题由导师自己决定，学生也不用参加统考。

裘锡圭是全国知名的古文字专家，自然可以自己招收蔡伟为自己的学生。

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蔡伟的学历问题了。按照相关规定，报考博士必须具有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力。因此裘锡圭专门和韶关学院的徐宝贵教授、北京大学的李家浩教授给教育部写了一封联名信，请教育部特批蔡伟报考博士资格。

因为蔡伟的确是相关的人才，因此教育部最终予以了同意。

2009年4月23日，复旦大学决定将蔡伟列入本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中，这一年，蔡伟38岁（虚岁），他也成为了复旦建校以来第一个直接由高中生直接成为博士生的学生。

不过，复旦大学录取蔡伟并不是想培养一个“偏才”或者“怪才”，因此必须让他补完本科以及硕士阶段的所有学业，之后才能正式修读博士。当然，考虑到蔡伟自身的情况，学校方面对他的学习科目进行了微调。

比如，考虑到蔡伟的英语水平实在不行，学校决定让他修习日语，一来日语相对比较好学，二来日本也有古文字相关的研究，学好日语，有助于蔡伟阅读这方面的学术报告。

同时，因为蔡伟是自学的相关内容，其他相关学科知识为零，学校专门给他安排了语言学、历史学以及考古学的教学。

也正是因为蔡伟需要学习的东西过多，原本三年的博士他读了整整6年，等到他毕业时已经44岁了。

然而，虽然蔡伟有高学历了，但是他的年龄毕竟也实在太大了。毕业后蔡伟回到东北参加了很多家公司的面试，结果全都因为年龄问题被人家拒绝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蔡伟毕业一年多之后，贵州安顺学院决定聘请他教授古代汉语、文字学和书法学。蔡伟对此非常高兴，立即启程南下教学。

在学校里，蔡伟生活的很平静，每天认真的给学生们讲完课后，就去图书馆里面编写馆藏古籍书志，没事时他就练习书法或者刷刷视频。在学校里，他从来没有跟同事或者学生提到过自己前半生的经历，也没有拿这件经历进行过炒作，以至于很多老师和学生都不知道，他就是那个从三轮车夫一跃成为博士生的牛人。

有人曾问蔡伟为何甘于平淡，他说：“古代典籍本就冷僻偏窄，既然不为大众熟知，也没必要总是让人知道。做学问，不就是要经得住长时间的埋头嘛，名利是致命伤。”